从山林到廊庙——梁山泊也有礼治之道？

从山林到廊庙——梁山泊的礼治之道

一

畴前听街坊闲汉讲《说唐》，有全国十八条豪杰之说，天然按技艺高下排名，依次为：李元霸、宇文当作都、裴元庆、雄阔海、伍云召、伍天锡……此刻记不全了，仿佛罗当作排第七位，赫赫有名的秦琼仅排第十六位，大要最后一位是单雄信。这种量化排名很契合孩童的简单思维，那时看“三国”小人书，最大的乐趣就是给那些武将搞排行榜。《三国演义》自己并未摆列武将位次，但平易近间素有各类排行榜，如谓“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其实吕布以下都有争议，而十几位以下似乎更难见高下。可是谁承想，此刻收集上的排行榜搞得更热闹，甚至排到一百名开外。

然而，同样冷刀兵时代叙事，同样注重小我技艺武功描述，《水浒传》无论若何搞不出这样的排行榜。梁山泊倒还明白排心猿意马座次，却不克不及按技艺高下做此量化查核。因为，梁山中人与外人打架凡是是一次性解决问题（如鲁智深之于镇关西、武松之于蒋门神），除此少有可供战绩阐发的交叉轮回战例。更难办的是，梁山高手之间的较劲老是未见分晓。

譬如，林冲上梁山时要纳投名状，碰上掉陷花石纲的杨志，两人斗了四五十合，“正斗到分际”，却被王伦叫停（第十二回）。杨志杀牛二后发配到台甫府，梁中书要抬举他，便交锋试艺，先赢了周瑾，却与索超斗得难分难解，五十余回合后被旗牌官喝止（第十三回）。后来在二龙山赶上鲁智深，一言不合就在林子里放对，斗到四五十回合也是不分输赢，倒是鲁智深发觉不合错误，先住了手（第十七回）。

再看林冲与呼延灼阵前厮杀，“枪来鞭去花一团，鞭去枪来锦一簇”，两人斗到五十回合之上，不分输赢，然后就各自回阵（第五十五回）。同样，孙立与呼延灼对阵，一个单手使竹节钢鞭，一个双手使水磨八棱钢鞭，斗到三十余回合，两边大队人马却似洪流漫岗般攻来，二人亦未见分晓。

没羽箭张清擅飞石打人，初与梁山对阵连续击中十五员上将，那是人家不顺应他这怪招，后来跟双枪将董平相遇，二人只是打了个平局（第七十回）。之前董平与徐宁交战，斗到五十余回合也是不分输赢，宋江怕伤了二人便鸣金收军。

梁山一百零八人里边，也许技艺最强的要算是卢俊义。宋江死活要赚他上山，要将本身的头把交椅让给他，就是看中此人“一身好技艺，棍棒全国无对”。不外，他是否真有那么厉害并未获得验证。第六十一回，卢俊义先后与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穆弘、朱仝、雷横等人交手，大家虚应两三回合便标的目的林子里退去，那是吴用的战术放置。后来曾头市生擒史文恭算是大功一件，可并未真枪实刀干过一仗，敌手乃落荒而逃落入伏击圈罢了。

以上都是一百零八将中天罡之数，自是最具战力的一拨。但对各自技艺，书中常常决心描述为难分昆季。当然，纯论肉搏与器械功夫，三十六天罡并非都在统一档次。譬如若干水军首级头目，陆战本事大略略逊一筹。但书中不乏水战情节，那些人水上是大显神威。

梁山豪杰排座次并不只看技艺高下。像宋江、吴用、柴进都不以技艺见长，宋江自道“文不克不及安邦，武不克不及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第六十八回），可他偏是坐了头把交椅，他靠的是江湖上的人望，可以或许服众的魁首范儿。别的，吴用作为军师，不克不及操戈上阵自亦无妨。公孙胜能呼风唤雨，戴宗能日行八百里，可谓特别人才（或具有特异功能）也都在天罡之数，并且排名不低。他们天然不宜跟其他人去较劲拳脚和枪棒功夫。别的，燕青也是一种异类，他不是那种阵前厮杀的脚色，论相扑倒是全国第一。这人还有机智智慧的拿手，最后是他在徽宗那儿讨得招安圣旨。

至于七十二地煞，更有很多不以技艺见长的手艺人才，如：萧让（文书）、金大坚（篆刻）、乐和（音乐）、安道全（医士）、皇甫端（兽医）、孟康（船匠）、汤隆（铁匠）、侯健（成衣）、曹正（屠宰）、凌振（火炮）、时迁（飞檐走壁）、蒋敬（赋税出纳）、朱贵、朱富、孙新、王心猿意马六（酒店办理），等等。作为一个规模复杂的武装集团，这些五行八作的里手里手各有其用。一百零八将中放置这些专业脚色，乃于技艺之外开通身手一途，这不啻多元化的社会分工思惟，孰优孰劣不克不及做简单比力，隐然透见石头铰剪布的逻辑。

二

《三国演义》写刘备进位汉中王后，即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上将，谁知关羽竟大为不满——“黄忠多么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尽管五虎居首，关羽仍是感觉跌份了。像这样愤愤不服地计较地位，未见于梁山豪杰中问。晁盖一干人上山后，林冲火并王伦，梁山首级头目从头排心猿意马座次，林冲请晁盖、吴用、公孙胜坐了前三位，还要再让刘唐，在晁盖等挽劝下才坐了第四位。此后每有若干豪杰上山入伙，城市从头排心猿意马座次，却从未因为摆不服而发生龃龉，更未有谁像关羽那样发飙。唯独有过争议的一回，是宋江要将头把交椅让于卢俊义，成果被世人劝住。

显然，《水浒传》是着意营造梁山世人和衷共济、互相谦让的氛围。直至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本来大家位次都是天数，故而有谓：“六合之意，物理定命，谁敢违拗？”小说家借故上苍早已分心猿意马，完全摒除了梁山内部争位夺利的可能性。甚至，梁山世人之间很少发生矛盾与纷争，稀有的几回仿佛皆由李逵干事魯莽而起。一次在沧州弄死小衙内，朱仝要跟他拼命（第五十二回），一次是误信宋江掳了山下刘太公女儿，回到山上就跟宋江翻脸（第七十三回）。当然，闹到最后只能以李逵负荆请罪收场。这都并非因权力、地位而激发的内讧。更主要的是，宋江与先后两位同伴晁盖、卢俊义的关系颇为融洽，巨细事项均无不合。其实大家脾气相异，理想亦自有别，彼此竟从未有过嫌隙和矛盾，这也显出小说家之专心。在擅长描写窝里斗的古代小说戏曲叙事中，像《水浒传》这种景象要算是一个少有的破例。

还有一点很出格，梁山一百零八人不曾有谁变节盗窟。《三国演义》以蜀汉依靠恢复汉室之大义，也算是一种政治抱负，所以蜀汉阵营少有内讧，亦少有投敌者。不外，也有傅士仁、糜芳、孟达数者投魏，诸葛亮身后还有魏延之叛。《水浒传》则是写了一支更纯粹的步队，梁山泊是天意放置的大聚义，故集体内部不讲小我好处，标举“各无异心，存亡相托”（第七十一回宋江语），乃将一百零八人抟捏当作不成离间的整体。

按说梁山一百零八人之组成半斤八两复杂，有来自庄院的庄本家儿和奴才，有揭竿而起或被俘被赚入伙的官军将领，有杀人越货的犯警之徒，有亡命江湖的各色人等……所有这些人凑到一路，构成一个协调而有序的武装组织，这自己就是一个很是出奇的想象。并且，以梁山泊为本家儿体，又兼并整合少华山、二龙山、桃花山、清风山、对影山、饮马川、白虎山、黄门山、枯树山、芒砀山等各个山头，其人员如斯杂然凑泊，内部居然并未呈现各立山头、派系纷争的紊乱场合排场，可见小说家心中自有某种抱负本家儿义构图。

梁山泊可以或许凝集浩繁豪杰，天然有一种力量，以宋江人格为标记的江湖道义是一个根基身分。面临当日“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容与堂本卷首李贽语）的政治败北和社会危机，小我抵挡自是无济于事，因而便有啸聚山林的集体行为。用鲁迅的话来说，那就是“国政弛废，转思草莽”（《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然而，当松散的隐秘状况的江湖社会变身为公开割据一方的军政实体，纯真的抱不平的江湖伦理已难以总揽人心，其内部关系必然受到外部身分影响，恰是梁山泊与官府坚持的实际处境，修建了自身的抱负化图景——《水浒传》无疑是将平易近间造反上升为具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行为，因为抵挡的来由就是这种想象的合理性——他们远比那些庙堂之士更具仁义之心，远比帝国权要体系体例更符合儒家政治伦理，远比本家儿流社会更趋光亮。所以，他们有了“替天行道”的责任与任务，亦渐而根除了某些黑社会属性的江湖陋习（如劫夺布衣，掳获配偶人等）。

梁山泊的存在已然放大了公理与公允的诉求，故而《水浒传》将熟人圈内的江湖情面酿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书中这句话先是出自少华山陈达之口，史进不愿让他们从本身村里过路，陈达用这话晓以大义，听着语感有些突兀，像是一套江湖暗语。后来鲁达亡命之际受赵员外恩助，深表感谢感动，赵员外也用这话回应，客套话里套着春秋大义。其实这话出自《论语·颜渊》，子夏跟司马牛说：“正人敬而无掉，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小说是暗用儒门故事，这看似不留陈迹的修辞大有深意，内里潜台词不啻是说光靠鲁达鲁智深这样的独行侠解决不了问题，革弊锄奸从底子上说是要成立礼治之道，需要一种更有涵容的政治情怀。《水浒传》竭力以兄弟之谊建构梁山泊内部关系，天然是要打造一个可以作为礼治标本的儒家抱负国。

三

梁山豪杰排心猿意马座次后，书中有一篇赞语，称道梁山泊的益处——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六合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旦夕相见，一寸衷死生可同。边幅说话，南海说神聊工具虽各异;表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甚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号，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从本家儿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喜，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公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跑，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从帝子神孙到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凡是觉得此中必有互为本家儿体的阶层鄙夷链，但《水浒传》恰好相反——不仅将这些人组合当作一个协调社会，并且“随才器使”，各展其长，这的确就超越了古代先贤构思的大同宿世界。在儒家经典中，“大同”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水浒传》则在某种水平上勾勒了一幅趋近完美抱负的具体图景。

所以，清末学人多觉得《水浒传》表达了一种“社会本家儿义”理念与组织形态。梁启超论及此书，半斤八两注重其政治内在，乃谓：“有说部书名水浒者，人觉得萑苻宵小传奇之作，吾觉得此即自力自强而倡平易近本家儿、平易近权之萌芽也。”（《小说丛话》）南社作家黄人认为：“水浒一书，纯是社会本家儿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汗青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当局，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掉其秩序，人人皆有自力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小说小话》）另一位南社作家王钟麒也说：“生平易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当局，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不雅其平品级，均财富，则社会本家儿义之小说也。”（《中国三巨细说家论赞》）梁、黄、王这些人生于风云激荡的年月，处在新学旧学瓜代之际，他们敏感地意识到《水浒传》的文学想象中包含着极为主要的政治伦理思维，亦即几多带有莫尔《乌托邦》描画的那种社群形式和群己关系。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大约一五一六年完当作了具有梦想共产本家儿义思惟的《乌托邦》，从时候上说，那是中国明朝武宗正德年间，大约在《水浒传》当作书一个半宿世纪之后。《水浒传》的抱负本家儿义半斤八两超前，虽说不如《乌托邦》那么完美与彻底，却也不像后者那样悬空结撰。这个中国式的乌托邦想象附会于现实的汗青布景（故有“讲史小说”之称），完全融入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且以海说神聊宋末年内忧外患的磨难实际为布景。从叙事学的不雅点来看，《水浒传》从实际语境中建构一个上下有序倒是彼此平等的乌托邦，要比莫尔的乌托邦更具挑战性，因为进入了那个具体情境，便绕不开轨制、习俗、伦理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汗青身分的制约，这样的叙事无疑面临一大堆麻烦。

虽说《水浒传》的“社会本家儿义”身分早已被人熟悉，但晚近泰半个宿世纪以來研究者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切磋这部小说的叙事旨趣。这大要是因为梁山泊的“社会本家儿义”与今世中国的社会本家儿义实践相去甚远，执于此念不免陷入理论界说的各种车翏车翏。除此，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梁山泊的招安问题。宋江的“替天行道”不以改朝换代为方针，而是追求与宋王朝的妥协与合作，按曩昔的说法这是革命的不彻底性，或日“降服佩服本家儿义”，这跟被付与革命涵义的社会本家儿义完全不是一码事。

确实，梁山泊的社会本家儿义是一种很出格的工具，它整合了古代思惟资本中关于平等与仁爱的理念，以及包罗凝集平易近间良知的江湖道义，此中还有司马迁在《史记》刺客、游侠传记中描述的那种合生取义的忠诚和勇敢。综而不雅之，这已经超越了儒家先贤描述的政治秩序与社群伦理的抱负模式。天然是因为汗青局限，它不成能构思出具有现代性的平易近本家儿社会与国度政治形态。上引赞语最后有一句“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即明白宣告，这种江湖社会本家儿义只是希冀在原有的王权体系体例内进行道德和政治改良。

四

梁山内部唯独发生不合的一桩大事就是招安。

石碣天书之后的菊花会上，乐和唱着宋江作词的《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一句，武松、李逵便闹将起来。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踢翻桌子，大呼：“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还有，鲁智深也否决招安，他不认为梁山的道义能革新满朝奸邪——“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洗杀怎得清洁？”书中没有明白交接还有哪些人否决招安，倒是远不止这几人。第七十五回太尉陈宗善来招安时，阮小七掉包御酒，一时众皆哗然，而这时吴用的立场则比力暖昧。送走陈太尉，大师回到忠义堂上，宋江求全谴责世人“性躁”，吴用便说：“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若何怪众弟兄们发怒？”

也许，真正大白宋江苦心孤诣的只是柴进一人。关于柴进，笔者在《“小水浒”与“洪流浒”》（见《念书》二〇一八年一期）一文中已有阐发，此不赘述。他知道宋江并不知足于面前这个乌托邦小社会，回归社会才是治国平全国之正路。

梁山泊之所以未因招安歧见而发生割裂，宋江能以道义服众是其底子原因。小说有限度地表露了梁山内部矛盾，却决心回避了江湖道义可否融入和革新王权体系体例的思惟比武。李逵等人的阻挠，吴用的踌躇和延宕，只是招安历程中些许不谐之音，小说家以写实翰墨描述这些事况之同时，却已大大简化了其中的盘曲。这样处置是不欲粉碎梁山泊的连合与不变，一方面是作为礼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亦是彰显招安议题的“政治准确”。

从整个叙事过程来看，招安的终局并不夸姣。征方腊之后，梁山世人只剩得二十七人返回京师，最后宋江、卢俊义又被御酒毒死，终以英雄残落而收场。其实，宋、卢二人即使能善终，以朝廷封授的楚州、庐州安抚使身份，也不成能对整个别制发生任何政治影响。“替天行道”这个标语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恍惚性说话——若是落实到九天玄女所谓“辅国安平易近，去邪归正”如此，招安之后的征四寇已充实实现了他们的任务;然而，这原本亦是以天理天道革新实际政治秩序的命题，“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是多么美妙的社会建构，梁山泊的礼治轨辙中已将江湖道义与古代圣贤的大同抱负熔于一炉，可是这抱负的标本非但未能从山林推标的目的廊庙，最终还上演了卸磨杀驴的一幕。

梁山泊的悲剧天然在于抱负与实际的庞大反差，同时也表露了儒家先圣设计的礼治社会之虚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常的轨制放置看上去很夸姣，但实际景象多半是“君不君，臣不臣”的掉序状况，乃至抵挡与殛毙一向在频频延续。儒者所谓礼治之道，最要命的是缺乏需要的纠错机制，贫瘠的地盘上只能是野草瘋长。

按笔者关于“小水浒”与“洪流浒”的叙事阐发，这部小说有两套互为内外的话语系统：一者是林冲、杨志、武松等人带有冤情和抵挡的个别叙事，借以申述造反的公理性;一者是宋江以道义和忠诚营造的乌托邦情怀，经由过程招安表达了一种自我救赎的愿景。前者是瓜熟蒂落的江湖传奇，后者倒是一幅踬碍难行的政治路线图。宋江不欲与朝廷继续匹敌，似乎是从忠义堂前的江湖礼治中看到某种但愿。什么是“替天行道”之真义？归根结底，是要打破抵挡与殛毙无限轮回的怪圈。

因为二十宿世纪以来形当作的特心猿意马语境，《水浒传》的救赎思惟很少为研究者所注重。即如鲁迅这样伟大的智者，对这部小说也有所误识，他在一篇杂文中攻讦说：“因为不否决皇帝，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度打此外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地痞的变迁》）这段话也许不克不及作为鲁迅的学术定见，但在以往的水浒评论中被人频频引用，论证宋江的招安只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罢了。其实，书中写得很大白，宋江决意与朝廷合作，并不是迫于“大军一到”的军事围剿。相反，招安被提上日程恰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际，当时梁山军事上完全占了优势。当然，小说对梁山豪杰过府冲州的战斗力大有夸张之笔，以其描述的景象，要说灭了宋王朝也足有那种实力，难怪李逵屡屡叫嚷要杀去东京。

从山林到廊庙的叙事逻辑让很多读者颇感猜疑。为什么不杀去东京？换一个角度，这问题或可做另一种表述：为什么要让强盗从良？譬如，金圣叹就不肯看到招安的一幕，他假托古本删削《水浒传》，删失落的就是招安以及之后的征四寇部门。按胡适的定见，金本《水浒传》心猿意马格于梁山与官府匹敌状况的前七十回，用意即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水浒传）考据》），这说法看似有些牵强。不外，胡适也感觉这里呈现了意图谬误，因为这样一来，倒更像是“褒”强盗而“贬”官府，与其本意相去愈远。但金圣叹顾不了那么多，若是说造反便是忠诚，强盗等于忠良，那么“君君臣臣”的王权秩序岂不更是乱套？

否决“瞻依廊庙”的不唯李逵等梁山首级头目，高俅那些朝中奸佞则在另一头阻挠招安。其实，高俅并非一概否决——他征讨梁山泊集结王焕等十个节度使，无一破例都是被招纳的绿林中人（第七十八回：“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身世，后来受了招安”）——他只是否决采取宋江和梁山泊。因为梁山泊标榜道义和忠诚的政治伦理戳中了他的软肋，“替天行道”最直接的意思就是矫正掉序的朝纲，跟着抵挡者的道义正当化，怕是冠屦倒施的政治生态又被倒置过来。

受招安的造反者去替官府打此外造反者，汗青上多有其事，只是并无梁山泊这样“替天行道”的造反者。作为想象的产品，这般叙事不啻礼掉求诸野的沙盘推演。从山林到廊庙，宋江所想的不是彼可代之，而是一厢情愿要当作为国度之栋梁，并以进级版的江湖道义改写儒家的礼治精义。建构这样一种抱负，自有知其不成而为之的悲剧意慨。

作者：李庆西
来历：《念书》2019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