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是“赚钱”吗？

女性要求男性赚钱？

前段时候在《俞敏洪图未展时》里我写了如许一段话“此次俞敏洪提到中国女性择偶尺度是‘赚钱’，倒也有必然事理，换句话说，追求更夸姣的糊口，大要更好听一些。这不仅仅发生在苏梅如许留学美国的精英女性身上，也发生在各个阶级的女性身上。至于这种追求带来的转变，无论黑白，都可以另起一篇文章胪陈了”。

此刻我有点悔怨了，因为我挖了一个年夜坑，这个话题仍然太年夜，一篇文章都写不完，只能找几个再小一点的方面慢慢阐述。

构想本文的时辰，我再次想起了那句“此刻他在公共场所根基不说人话”——具体到那段让俞敏洪在微博上被口诛笔伐了几天的话，还有不少问题，好比注重文化追乞降注重赚钱有矛盾吗？现在文化财产的蓬勃成长，一样少不了消费者不竭消费文化产物，其实囊中羞怯无法捧个钱场，也可以费点劲捧小我场，好比若是你真的喜好我们这个公家号，可以动脱手指转发一下。

扯远了，就说俞敏洪的意思是女性注重男性的赚钱能力，那么本文的会商重点似乎可以放在如许一个小一点的规模上：家庭糊口中，女性对男性的经济前提事实是如何要求的？是否发生了转变，以及什么鞭策了这种转变？

事实上，这个规模依然不小，所以只能谈谈部门现象，以及对可能的原因进行表述。

比来的推送评论区火药味实足，一方面多会商是件功德，另一方面触碰争议话题可以获得较好传布结果，同样也会引来更激烈的评论，所谓食得咸鱼抵得牵萝补屋。尽管如斯，我仍是但愿评论可以或许温柔些，诸如“我和我身边的伴侣就不垂青对方的赚钱能力”如许的说法，取样究竟结果有有限的，对于这个宿世界真正的状况，不成能这么一笔带过。我也只能尽可能地去迫近工作的全貌，永远无法得出一个年夜一统的结论。

要求更多的女性

开国以来，中国男女平等的思惟深切人心，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介入度是很高的。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介入率的数值是70.3%（《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陈述》），高于不少发财国度。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劳动介入率的提高，提高了女性的经济程度，塑造了更多的自力女性。

而开国后另一年夜转变是焦点家庭逐渐当作为家庭本家儿流。焦点家庭即一对佳耦和未婚后代构成的家庭，它逐渐当作为中国度庭的本家儿流，是在开国后宗族式微，城市化历程中怙恃与后代分炊逐渐遍及的年夜趋向下形当作的。宗族的式微让男女都能解脱旧时代封建宗族的束厄局促，而进一步的大师庭酿成小家庭，则让原本与怙恃糊口在一路的小夫妻可以或许自力出去糊口。

这些转变都有利于女性在家庭总的地位上升，也付与了她们在家庭糊口中更多的权力。

说到这里我得弥补几句。以前的女性并非没有欲望，只是权力太少，无法自由地表达欲望，也难以实现欲望。跟着女性权力的上升，欲望表达也就越来越多，给人一种女性欲望越来越多的错觉。并且权力越年夜的人，越有可能提出过度的欲望，好比古代权力登峰造极的帝王，就热衷于长生不老这种不切现实的欲望。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有更多权力、获取了更多信息的女性天然比以往表达出了更多“更过度”的欲望。

那么女性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陈锋（2011）在《凭借性支配：农村配偶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诠释框架——基于辽东地域幸福村的实地调查》中提到了辽东地域幸福村的现象：村平易近的目光都是朝着最敷裕的20%的男性进行对比，故而“女性会经常在与男性打骂争执的时辰拿有钱人说事，挣钱能力不强的男性就被界说为‘窝囊废’了”。

这已经和曩昔的环境不同很年夜了，按照陈锋的描述，“在幸福村．已经很难从村平易近口中听到还有怙恃包揽婚姻的环境，年青女性根基上顺从爱情自由、择偶自立的法则。并且择偶尺度也与老一辈选择抱负对象的尺度相差甚年夜。老一辈怙恃一般但愿后代的对象‘诚恳’，即诚笃、听话、值得信赖等，而此刻女性的择偶尺度中最为垂青的是经济前提与感情交往能力”。

可以或许实现如许的转变，在农村社会跳出包揽婚姻的魔窟，申明中国的农村经济文化程度简直是上升的。而自由爱情的环境下，新的女性对男性不仅仅在经济上、还在感情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女性的要求比以前更多了，在婚恋市场和婚姻关系中是过度了吗？

“碰着女性出轨也不敢离婚”

大师族解体和小家庭形当作，也释放了男性的感情需求。然而在幸福村的例子里，男性对女性的需求增添，增添的仍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凭借。

这种男性对女性婚姻关系的凭借可以在幸福村的离婚案例中找到佐证。幸福村90年月的离婚大都因为婚外情，而2000年后则多由女方提出，本家儿要原因是男方经济前提差导致夫妻不和，而因为婚外情导致离婚的只有一例。

这不是说幸福村的婚外情就少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村庄中的婚外情越加的公开化和常态化。村里的配偶女本家儿任估量，幸福村的配偶女百分之三四十有过出轨的履历，‘在比来的十五年中，女人丢弃汉子的环境时有发生，有近十起，这些起了示范效应，导致不少的男性碰着女性出轨也不敢离婚’”。

于是幸福村呈现了男性总体经济实力高于女性（幸福村全职太太较遍及），却含垢忍辱容忍女性婚外情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幸福村的家庭暴力现象走标的目的消亡，80年月家庭暴力在那边较为常见，而90年月今后．幸福村呈现过的汉子打妻子的案例不跨越5例。

这些现象与幸福村女性在婚恋市场上议价能力提高有关。90年月中期之前，幸福村婚恋只是局限在周边几十里的规模内。比及打工风潮来到了这里，“ 2000年今后，未婚女性多因外出打工而嫁到了县城及县城以外。而男性从外埠娶回媳配偶的占有少少数，且男性在外胡想破裂之后年夜大都都回到本村务工”。这就导致当地堆积的年夜量男性在村庄内部处于劣势，议价能力比女人差了一年夜截。

幸福村并不是个例，在陈讯（2013）的《配偶女当家：对农村家庭分工与分权的再熟悉——基于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调查》中，其调查的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里的6个村平易近小组，配偶女当家的家庭占总户数的百分比都跨越了60%，最高的跨越八当作。在这些村庄，配偶女当家现象呈现的主要推手依然是打工。

丈夫进城打工、老婆留守农村的家庭，老婆在家不仅要干农活，还要赐顾帮衬孩子及白叟，以及摒挡各类家务。丈夫在城市不克不及领会家中环境，也没能力和精神顾问村里的家庭，老婆当家就是瓜熟蒂落的工作。

而夫妻同去城里打工的家庭，一方面老婆要承担摒挡家务的使命，有时还要管住丈夫不吃喝抽烫，所以大都男性赚钱交给老婆支配。

老婆支配财务年夜权另一年夜主要原因是，男性害怕老婆进城长见识之后丢弃本身。不外话又说回来，女性进城后丢弃丈夫的环境也不罕有，“黔南江山乡全乡18000余人，因夫妻外出打工后，老婆嫌弃农村前提差弃婚外逃3年（3年及以上）不回家、不与家人联系的配偶女达87人”。

与陈锋在幸福村不雅察到的环境近似，陈讯在“鄂东海说神聊杨村调查时，村庄中留守配偶女的越轨现象已经慢慢变为常态，但离婚率却很是低，丈夫对老婆的越轨行为从交谪慢慢地变为妥协和谦让”，女性在婚恋市场上议价能力更强。

“上嫁”式婚姻

陈锋和陈讯在中国农村不雅察到，女性在经济前提遍及不如男性的环境下对男性有“凭借性支配”，原因是打工让女性更轻易进城婚嫁，导致农村女性议价能力上升，让人想起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的这段话：“女人往往可以或许超越男权制社会中凡是的那种阶层分层，因为无论女性的身世和教育水平若何，她永远的阶层联系关系比男性要少。经济上的凭借性，使它与任何一个阶层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姑且的。”

某种水平上，尽管中国女性的劳动介入率很高，但仍是有一年夜部门女性是选择留在家庭，经济上有必然的凭借性，这也与传统的家庭分工以及职场的性别歧视有关。而另一方面，米利特提到的这种女性特点可以给女性一条超越阶层的捷径，表示在农村则是进城后丢弃丈夫。

城市中的环境也有近似之处。

马春华等（2011）在《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向和最新发现》中提到，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5个城市市辖区收集的城市居平易近的家庭数据显示，生育孩子能显著降低女性就业的几率，申明生育后城市女性在经济前提上优于配头的可能性是降低的。

考虑到《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陈述》中指出中国男女收入比是1:0.62，中国城市的男性总体经济前提要好于中国女性，在构成家庭后因为生育又会降低部门女性的就业几率，在经济上女性显然是不占优势的。

可是表现在婚恋市场上，“成婚前男女两边家庭经济地位近似的比例呈现较着下降：从1979 年前成婚的76. 0% 下降到2000 年后成婚的60. 7%；男方家庭更为敷裕的比例较着上升：从1979 年成婚的13. 6%上升到2000 年后成婚的25. 0%”。

一年夜原因是从1979年到2000年今后，中国跟着经济的成长，收入差距逐渐闪现，家庭经济地位近似的婚配反倒因收入分化削减了。而家庭经济地位分化导致的成果是男方家庭更为敷裕的比例较着上升，这申明传统的“上嫁”式婚姻——家庭经济前提更好的男方迎娶家庭前提比自身差的女方——的回归。

即使如斯，男方家庭仍是要赐与娘家更多经济层面的抵偿。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向和最新发现》中，男性被访者提到1979年以前成婚，怙恃赐与的经济帮助是岳怙恃的1.63倍，而到了2000年今后成婚，这一比例扩年夜到了2.14倍；女性被访者提到1979年以前成婚，公婆赐与的经济帮助是岳怙恃的1.16倍，而到了2000年今后成婚，这一比例扩年夜到了1.69倍。

在男女两边的口径下，男方怙恃为小夫妻成婚供给的资本撑持这些年涨得都比女方怙恃多（有趣的是，两边的倍数关系并不不异，可能都在不自发偏袒己方，强调己方怙恃的支出吧）。

“稀缺”与议价能力

女性在城市到农村的婚恋市场议价能力都比男性强，一方面确实因为传统的女性“上嫁”不雅念，找对象倾标的目的于找比自身前提好的那一类人；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女性生齿的相对稀缺，这种稀缺在农村则因为女性进城而放年夜得更夸张一些。

适婚春秋女性比男性到底少几多，这个精确的数字是很可贵到的。按照“第六次生齿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20~49岁男性已多出近1035万人。而那之后的生育比例也没有改善的趋向。国度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10年出生的总生齿年夜约1.46亿，此中男性7952万，女性6688万，男性比女性多出1264万。

女性的稀缺是在婚恋市场上占优势的原因，而女性也在家庭糊口中充实操纵了这一优势，对婚恋对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就是问题的全貌吗？若是深挖下去，你会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细节。

好比2000年的“第五次生齿普查”资料显示，全国0岁女婴灭亡率为32.10‰，男婴灭亡率为22.56‰，女婴灭亡率比男婴灭亡率超出跨越9.54个千分点；2010年的“第六次生齿普查数据”资料表白，尽管这一状况已有所改不雅，然而全国0岁女婴灭亡率仍然高于男婴。至于在生下来之前有几多女婴在不法性别判定后终止怀胎，就更难统计了。

别的，中国简直很年夜，有抓住打工机遇矫捷运用婚恋市场议价能力、从而实现配偶女当家占绝年夜大都的村庄；也有殷浩栋等（2018）在《“母凭子贵”：后代性别对贫苦地域农村配偶女家庭决议计划权的影响》中提到的配偶女当家水平不高的50个贫苦村，在这些村庄中，生育男孩对贫苦地域农村配偶女家庭决议计划权的晋升有正标的目的影响，第一胎生育男孩或最终育有男孩均会晋升配偶女在家庭本家儿要事务中的决议计划权。

所以适婚春秋男性比女性多那么多，真是一点也不奇异。

一场难度极年夜的讨价还价

写到这里，你会发现，恰是女性在出生前后生命权遭到了损害，导致适婚春秋女性的稀缺，从而鞭策了女性在婚恋市场的优势以及家庭权力的晋升，最终敢于对男性提出更多要求，无论是感情上仍是经济上。

这是一个半斤八两吊诡的场合排场，一方面我国的男女平等状况仍然很堪忧，另一方面女性在婚恋市场也享受到了畸形的高溢价，男性则陷入了“择偶拥挤”。

这些是从统计数字和研究案例里的出的较为宏不雅的结论，具体到每个深陷此中的个别（包罗没有性糊口的我），则有着各自的辛酸。说到这里又要贴出阿谁呈现在《年青人你别哭，你可知但愿不会来》里的知乎问题了，此刻已经有跨越13000个回覆了。

作为一个比来被当当作是女性、台湾人和生物专业学生的男性，最后站在男性立场上，我也来说两句话吧，这关乎同理心。

以前的不少文学作品里，女性形象都很扁平化，并且标的目的着单调的两个偏向扁平。一个偏向是纯正的象征，特点是母性、禁欲、圣洁，最好是那种丈夫早死、多年守寡没有性糊口、上能赐顾帮衬公婆下能拉扯年夜儿女的贞节牌楼博得者。另一个偏向是淫荡的象征，特点是妖艳、放肆放任、奸坏，典型是欲望极强，榨干了丈夫的精神，导致丈夫身故家破（国破）的狐狸精。

其实不止封建时代的中国如许，好莱坞早期的片子里，女性也根基上就是近似的两个典型——无邪无邪的少女和放肆放任性感的妖娃。汉子想的无非是家里有个纯正的，帮本身完当作家庭义务，外面玩弄性感的，知足本身的感情和性需求，中外都是如斯。

现在女性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力，也就表达出更多的欲望来了，这本没什么值得年夜惊小怪的。以前的女性不是没有欲望，只是她们的表达被压制了，一旦让她们说诚恳话，也会说出“东食西宿”如许的话。谁不肯意在长得欠好看却有钱的人那边吃饭，去陪长得都雅但穷的人睡觉呢？

所以女性远不是扁平化的两面，性格里有好有坏，看到她们和汉子一样的欲望，不少汉子就不淡心猿意马了。

可这莫非不是人道原本的样子吗？本不必脑补纯正神圣的女性形象的，更不必在她们表达欲望后又气急废弛地感觉她们是婊子。曩昔有些常识分子读了几本马列，就感觉工人阶层最神圣，跑去策动工人的时辰发现工人卤莽、没教化、恶习多，就掉望得很抛却了革命抱负，大要也是如许幼稚吧。

人人都能正视本身的欲望，是这个社会前进的表示。只不外，有些看似“过度”的欲望表达，可能是在持久的婚恋市场买卖中形当作的，若是你嫌贵，就想法子压价吧——对于男性悲哀的是，这场讨价还价注心猿意马是hard模式了。

本回完